中國歷史/希臘化時代研究的歷史與現狀
一、人們忽略希臘化時代研究之原因及研究開端
19世紀中葉以前的歷史學家(近代意義而言)寫古希臘史，一般只寫到亞歷山大東征或最多寫到西元前146年羅馬人毀滅希臘之科林斯從而在希臘確立統治為止。這方面突出的代表就是19世紀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格羅特。其長達12卷的《希臘史》(1846-1856年出版)始於傳說時期，終於西元前301年；以西元前776年作為希臘信史的開端，嚴格地區分了希臘神話與希臘歷史。格羅特在政治信仰上是激進黨人，他力主雅典式的民主，反對王權死硬派。他在該書序言中寫到：“亞歷山大之後，希臘的政治活動變得狹窄而且墮落了——再也吸引不了讀者，或者說再也不是世界的主宰了……整個來說，從西元前300年起，到羅馬併吞希臘這段期間，其本身並沒有多少興趣，其價值充其量不過是有助於我們理解先前幾個世紀的歷史罷了。”(注：轉引自M.M.Austin,The Hellenistic World from Alexander to the Roman Conques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Ⅶ.)在這部書的結尾，他又寫到：“從亞歷山大以後不但希臘的政治自由和獨立行動開始熄滅，而且多產的天才也開始枯萎，西元前4世紀在柏拉圖和德謨斯提尼身上展示出來的完美的文學和秀麗的修辭也每況愈下。”(注：轉引自湯普森：《歷史著作史》(下)，謝德風譯，李活校，商務印書館1992年，第675頁。)這位崇拜雅典民主的戰士不願再往下寫了，古希臘的歷史便到此為止了。他把亞歷山大大帝看作一個不懂得希臘的蠻族，仿佛薛西斯或大流士那樣。格羅特故而在這裏突然中斷了他的敍述。
格羅特是一個“雅典中心主義者”，他的一切都是以雅典為轉移的。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不僅結束了雅典的霸權，而且毀滅了整個希臘世界的自由，黃金時代的雅典結束了。曾經屬於希臘的光輝，從此暗淡了，黑暗籠罩著希臘。時隔不久，馬其頓的腓力當權，是他揭櫫了以後希臘世界的走向。在格羅特心目中，馬其頓人除了有一層希臘文化的皮毛之外，基本上還是野蠻人，他們和雅典人是不可同日而語的。緊接著的亞歷山大時代(注：亞歷山大時代有廣狹之分。廣義的亞歷山大時代就是指希臘化時代(西元前322-前30年)，湯因比採用這種說法；狹義的指的是亞歷山大大帝在位統治的年代(西元前336-前323年)。本文採用後一種用法。)在古希臘史上構成了一條重要的分水嶺。格羅特認為，後亞歷山大時期是古希臘文明衰落的時期，根本不值得去研究。格羅特這種觀點對後來的古希臘史研究有很大的影響。其實古希臘文明並沒有衰落(如果說希臘文明衰落了，那也只是她在希臘世界失去了文化上的領導地位)，她只是隨著亞歷山大大帝的遠征而在空間上大大拓寬了，其結果造成了分享希臘文明的社會集團大大擴展了，文化中心增多了，已經到了“綠葉成蔭子滿枝”的時代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文化中心發生了轉移。亞歷山大及其繼承人都熱心于獎掖希臘文明，在整個亞歷山大帝國中到處都分佈著希臘式的劇院、希臘式的廟宇、希臘的文學與藝術、希臘的商業以及希臘式的城市。這些新的希臘城市逐漸取代了雅典的文化中心地位(這時的雅典只是一個哲學、戲劇意義上的文化中心)，而成為新的希臘藝術、文學和科學的中心。我們可以列舉出最卓越的四個來：尼羅河口的亞歷山大裏亞、小亞細亞的帕加馬、敘利亞的安條克和小亞細亞海岸外的羅德島。(注：海斯：《世界史》(上)，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182頁。)從廣義上來講這並不是古希臘文明的衰落，只是古希臘文明向外輻射，相對消耗了自身的元氣，從而邁向完成古希臘文明使命的第一步罷了。只不過這些被希臘文明輻射的地區，在那些以雅典為中心的人看來是“蠻族”地區而已。儘管這些地區在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尤其是自然科學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很大，但“雅典中心主義者”還是對此有視無睹。自然這一地區也就成為格羅特視而不見的地方。
其次，晚期希臘作家大都認為，晚期希臘文化成就未能達到西元前5-前4世紀的高度，而古希臘文明最輝煌的時代是伯利克裏時代。受希臘人恩澤過多的羅馬人也接受了這種觀點。隨著希臘-羅馬文明在歐洲各地的傳播，歐洲人自然也採納了這種觀點。(注：M.Hadas,Hellenistic Culture,New York 1959,p.2.)他們認為，在這個時期“整個歐洲沒有產生任何可以同雅典和愛奧尼亞的創造性時期的作品媲美的富於個人天才的作品”。(注：鮑桑葵：《美學史》，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104頁。)由此可見，人們大都不能公允地對這一時期作出評價。雖然希臘化時代有名可查的學者達1100多人，(注：W.W.Tarn,Hellenistic Civilization,London 1930,p.238.)但那豐富多彩的作品僅有少部分保存下來，這就和從伯利克裏時代所傳下來數量眾多的文本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如雅克比(F.Jacoby)的宏偉選集《希臘歷史學家斷片》(Die Fragmente der griechischen Historiker)出版於1923-1958年間，該書包括800多位已“丟失”的在希臘化時代進行寫作的希臘歷史學家的片段。希臘化時代歷史材料主要靠波里比阿的著作保存下來，而波里比阿的《歷史》只有前5卷完整地留承于世，其餘部分只是零星片段，並且他著作目的總是為他的同輩希臘人解釋羅馬興起的原因。(注：F.W.Walbank,Polybius,Berkeley 1972.)至於其他的歷史材料我們只能依靠查士丁(Justin)對龐培·特羅古斯(Pompeius Trogus)作品的摘要，約瑟夫斯著作中有限且有時帶有偏見的報導以及其他的殘存片段。如僅憑這些有限的證據過分地指責一個時代未免過於苛求了。無論如何，現代人的趣味是在貶低晚期希臘的氣氛中形成的。
多數史家寫古希臘史喜歡以亞歷山大大帝作為結尾，也有其客觀原因。亞歷山大大帝所開創的廣闊而複雜的希臘化世界使人們難以從整體上把握這一時期的歷史。這一廣袤地域不僅有三大君主國——馬其頓、塞琉古和埃及，而且還有100多個在很大程度上相對獨立的城市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為自身利益不斷互相結盟來反對敵手，則加劇了這一地區的複雜性。況且各地區、各民族在社會結構、生活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諸方面都有巨大的差別，在歷史上又都有各自獨立行動的傳統，更使這一歷史時期撲朔迷離，讓人很難作出綜合研究。(注：關於這一地區的複雜性，請參閱W.Durant,The Life of Greece,New York 1939,p.537.)
錯綜複雜的聯姻、結盟、競爭甚至戰爭交織在一起，從而使得這一時期的國際關係極其複雜，猶如近代早期歐洲列強之間的關係一樣。然而至少有以下幾個原因使得人們不能忽略希臘化時代的歷史：這一時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對羅馬有持續而久遠的影響，而這種影響又通過羅馬一直延續到近代西方世界；基督教就是以這個時代為背景興起的；在本質上這個時代也是近代西方殖民帝國者所效仿的榜樣。不幸的是人們一直忽略了對這一時期的研究。
德羅伊森(J.G.Droysen，1808-1884年)最早改變了這一傳統，開創了希臘化時代學術研究的“激情時代”。他是普魯士著名的政治人物、普魯士歷史學派的創始人，畢業于柏林大學，在校學習期間深受黑格爾和伯克的影響。1835-1840年在柏林任古典語言學教授，這期間他的思想和方法深深地影響著後來的文化史大家布克哈特(Burckhardt，1839-1843年在此學習)。1848年成為法蘭克福議會議員，並任立憲委員會秘書。1849年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拒絕當德國皇帝，使他大失所望，隨即退出政界。1850年與桑威爾(C.Samwer)合編《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與丹麥關係史》，晚年編寫《普魯士政治史》(14卷，1855-1886年出版)。(注：參《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第2卷)，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頁。)他所宣傳的觀念是：德國的統一只有在普魯士的領導之下才能實現，故在他所有的著作中都散發著一種強烈的實際政治目的。亞歷山大成了他的代言人——堅決主張用“鐵血”政策從上而下實現國家的統一。(注：Great SovietEncyclopedia,vol.8,Macmillan,Inc.1978,p.420.)
這位歷史學家在24歲時就已經沉醉於亞歷山大大帝的光輝事業，是他最先揭示出亞歷山大大帝對全世界的影響，也是他開創了希臘化時代的歷史研究。他的《亞歷山大大帝傳》(Geschichte Alexander der Grossen)於1833年在漢堡出版。在這本書裏，他所強調的不是亞歷山大的破壞方面，而是他的創造方面；他極高地估計了亞歷山大個人的作用，傾全力為他的政策辯護；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相互影響被說成是一個更豐富的歷史生活的開端。在寫了《亞歷山大大帝傳》之後，德羅伊森進而研究了他的繼承者的命運，於1836年在漢堡出版了《亞歷山大的繼承人》一書。在這本書中，他首先賦予“hellenism”一詞以新意，認為是“古希臘政治、教育制度在東方民族中的擴散”，但他忽略了社會經濟因素。以後的學術界就採用了這個術語——“希臘化”。
他試圖證明，只有在軍國主義的馬其頓王國的領導下才能把希臘各分散的城邦統一起來並把希臘文化傳播到東方。他固然未曾直指德國的局勢，但如果同當時德國的民族情況作對比，就會使人一目了然其用意所在。(注：《近代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人名資料彙編》，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661-662頁。)他原想要概括這一整個時代，既寫它的戰爭和統治者，又寫它的文化和宗教，但他以政治史作為開端後，並未更向前跨進一步。此時他寫信給朋友說：“在我看來，沒有任何重要的時期像我冒昧稱作‘希臘化時代’的時代受到這樣的忽視”。(注：古奇：《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下)，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第749頁。)1843年於漢堡他又出版了《希臘政治制度形成史》。至此，他完全奠定了希臘化時代歷史的研究基礎。後來，德羅伊森在進行其他研究的餘暇還對這三本著作進行了仔細的修訂，因而迄今還有它的地位。(注：德羅伊森的這本德文著作沒有翻譯成英文。A.Momigliano對德羅伊森在其著作中論述的獨特的文化情景以及他所遇到的問題做了精闢的論述，見J.G.Droysen between Greeks and Jews，刊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77,pp.307-324.)這三本書在1877-1878年間于哥達出第2版時合併為一部，取名為《希臘化史》(Geschichte des Hellenismus)。(注：湯普森認為：“hellenism一詞在《希臘化史》一書中首先使用是不確切的。正確的說法應該是該詞於《亞歷山大的繼承人》一書中首先使用。”見《歷史著作史》，第294頁。)有一點要注意的是德羅伊森認為希臘化時代的時間範圍應該從西元前280年希臘化世界三足鼎立開始，到奧古斯都大帝為止，不過他只寫到西元前222年就停止了。(注：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vol.8,Macmillan,Inc.1978,p.420.)
希臘化時代之所以能在那時引起人們的普遍重視，是和當時歐洲的政治環境密不可分的。引起人們重新對這一時期進行評估的重要原因是這一時期歐洲新帝國的向外擴張，而這一擴張的重點與範圍幾乎和亞歷山大東侵路徑大致一致。這就促使學者們特別注意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的研究，無形中就把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當作新帝國擴張的先鋒。結果幾乎是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具有創造性的學術創新，這期間那些極具天賦的歐美歷史學家在不斷吸收新的材料，把德羅伊森所開創的希臘化文明研究不斷更新。
19世紀的學術背景也為希臘化時代研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從古物學中產生的考古學和從古典學術中產生的語言學兩大現代學科則是支撐希臘化研究的主要支柱。如歐洲、亞洲的希臘化時代遺址的考古挖掘提供了——仍將繼續提供——有關這一時期諸王朝及其近鄰民族的文化材料和物質背景。錢幣資料也是非常豐富的，錢幣上的皇室人物圖像真實到我們可以診斷出該人的甲狀腺問題。(注：N.Davis,C.M.Kraay,The Hellenistic Kingdoms:Portrait Coins and History,Longdon 1973.)碑文和紙草也為學者們提供了豐富的書面材料。(注：E.G.Turner,Greek Papyri:An Introduction,2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這是自文藝復興以來再現古典文獻最重要的時期(19世紀末到20世紀早期)。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文獻也為學者們提供了更詳細的有關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托勒密王朝政府和社會的詳盡看法，這些無可匹敵的文獻徹底改變了在中世紀晚期以前對這一王朝的認識。這些材料的出現大大地改變了歐洲人自文藝復興時期以來有關古代希臘歷史的看法，並於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早期真正奠立了希臘化時代科學研究的重要地位。接著便是希臘化時代歷史研究上的“英雄時代”。在這期間出現了大批重量級歷史學家，主要代表人物是伯瑞(J.B.Bury)(注：伯瑞編輯過一本重要的論文集The Hellenistic Age,Cambridge 1923.)、比萬(E.R.Bevan)、羅斯托夫采夫(M.I.Rostovtzeff)、塔恩(W.W.Tarn)等。
希臘化時代學術研究的“英雄時代”結束於20世紀40年代。自那以後的近20年間，希臘化時代研究奠基者的觀點幾乎沒有遇到任何挑戰，這些觀點成為各種教科書、百科全書的標準觀點一直延續到當今。在剛剛過去的40年間——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新一代歷史學家在前輩所建基礎之上建立了一種反映因時代變化而變化了的觀點，這些新歷史學家在重新檢查早在一個多世紀以前為德羅伊森所提出的解釋希臘化歷史和文明的基礎。從而開始了希臘化時代學術研究的“修正時代”。主要代表人物是奧斯丁(M.M.Austin)、沃爾班克(F.W.Walbank)、巴迪安(E.Badian)、格呂(P.Green)、伯斯坦因(S.M.Burstein)、朗(A.A.Long)、格林(E.S.Gruen)等。
代替以前學者對希臘化諸王朝殖民特性的描述，新一代學者一直強調要改變以往學者對希臘人、馬其頓人的非希臘人鄰居的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最近有關希臘化時代埃及、巴比倫文獻和檔案的新版本和新譯本的出版，說明學者們已經開始修正了對希臘化王朝臣屬民族文化的忽略，而這一忽略是19世紀和20世紀這一學術圈內的重要特徵。一種新的、更加複雜的希臘化時代歷史正在出現，這些新的著作把希臘化文明的成就和價值歸咎於希臘-馬其頓人和那些近東非希臘民族的共同創造上。(注：第一部以這種觀點撰寫大部頭希臘化時代歷史著作的是P.Green的Alexander to Actium: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Hellenistic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下面就有關希臘化時代研究中的幾個焦點問題來描述希臘化時代研究在這個層面上的演進。
二、有關希臘化時代研究的幾個焦點問題
有關希臘化時代的研究存在諸多爭論。如材料問題、王朝問題、婚姻問題等。造成這種爭執局面的一個原因是由於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其心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故難於理解那些偉大人物的獨特性，偉大人物都有自己的行動源泉；另外一個原因是由於相關資料的缺乏。後來許多人的作品如阿裏安、魯夫斯(Curtius Rufus)以及其他作家，他們自身的解釋是相互矛盾的，並且他們所引用的早期作家的材料也會引起人們的爭論。以銘刻形式保存下來的法令和信件所提供的消息並不是十分明瞭的。(注：A.J.Heisserer已進行了這方面資料收集，見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Greeks,Norman 1980.)下文就幾個重要問題作一簡單介紹。
亞歷山大問題 一提到希臘化時代就會使人想到令人敬畏且又讓人迷惑不解的人物——亞歷山大大帝。絕大多數歷史學家都追隨羅馬帝國時期作家的觀點，認為亞歷山大的統治是仁慈的，而忽略了亞歷山大戰爭的殘酷性或者說這種殘酷性被塗上光環。古代那種把亞歷山大的行為看作是典型的暴君統治的觀點——例如亞歷山大酒後的暴虐和其統治晚期要求人們像神一樣對待他——被巧辯了或賦予一種正面的解釋。這種觀點在塔恩1948年出版的亞歷山大傳記中達到頂峰，該書把亞歷山大描繪為有騎士風度的哲學家，亞歷山大東征的目的是實現犬儒學派和斯多噶學派人類大同的思想。(注：W.W.Tarn,Alexander the Great,2vo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8.)由塔恩塑造的一個想極力融合東西方理想的人物形象，直到最近還是魅力無窮的，連流行一時的小說也深受其影響。(注：如M.Renaut的The Persian Boy,New York 1972.這是一本在英語世界非常流行的歷史小說，不斷再版。)
二戰以後的學者越來越懷疑塔恩那理想化了的亞歷山大形象，20世紀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出版一系列重要的文章批評了以塔恩為代表的理想派。歷史學家巴迪安正在逐步消除塔恩筆下的理想形象，認為亞歷山大是一個殘忍且現實的政治家；而沙謝邁耶則把亞歷山大看作是“一個無人性的人，一個僭主”。(注：F.Schachermeyr,Alexander derGrosse,Vienna 1973.)他不能容忍遠征中那為獲得個人專制和輝煌的努力中所出現的不同聲音，這種觀點在新近出版的有關亞歷山大統治時期的最重要的歷史書籍伯斯沃斯(A.Bosworth)的《征服與帝國》(Conquest and Empire,1988)中得到清晰的闡述。
政治經濟問題 亞歷山大東征的最重要的後果是希臘政治理性主義對東方神權專制主義的勝利，歷史證明這一切只是暫時的，不可改變的東方世界最終贏得了勝利。專制君主成為象徵。在希臘化王國之中，國王是一位獨裁者，他的每一句話都是法令，他對社會各個階層都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如波里比阿認為這一時期處於歷史舞臺中心的是君主。文獻資源和銘刻中所描述的馬其頓諸王的真正行為舉止很清楚地表明他們的統治像獨裁者一樣。這種君主制使“有氣魄的希臘人”墮落為“腐敗的亞洲人”，尤其是他們對東方宗教文化的同情表明他們已背叛了希臘文化。徹底的崩潰不可避免，但這種崩潰為愛希臘的羅馬人的干涉而延宕了，從而延長了希臘文化在亞歷山大帝國的霸權地位，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西元7世紀阿拉伯人對這一地區的征服。
最近的學者不斷傾向于強調這一時期古代近東政治的連續性，把馬其頓王朝希臘主義當作事物的表面現象，而在這背後，傳統的近東機構繼續在起作用，這猶如波斯帝國甚至更早時代帝國統治之下，當地機構所起的作用一樣。塞琉古王朝的研究特別明顯地表明瞭這一趨勢。很容易找到這些例證。比如，出自位於安納托裏亞西南部的卡裏亞(Caria)的西元前3世紀晚期和西元前2世紀早期的一份非常重要的希臘銘刻表明，拉布朗達(Labraunda)的避難所的傳統統治者繼續像他的前輩在波斯帝國統治之下履行其職責。所發生的變化只是以他名譽頒佈的法令現在以希臘語來寫了，並用希臘城邦的典型術語來表述了。最近出版的銘文和楔形文字文獻都表明波斯帝國和希臘化時代敘利亞-巴勒斯坦、美索不達米亞之間在土地佔有類型和政治制度方面的類似連續性。
古代史研究的進步總是和新發現的歷史材料並行而進的，除了銘文以外，並沒有發現有關希臘化時代的政治史方面的意義重大的材料。結果，19世紀晚期和20世紀早期這段時間所奠定的希臘化時代政治史敍述的框架基本上沒有變化，雖然在小的細節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更正和修改。
羅斯托夫采夫是“古史現代派”的重要創始人之一。他把研究近現代經濟史中慣用的方法和術語(如“資產階級”、“無產階級”等等)搬用於古代經濟史的研究中去，比如在他的著作中，他就把“希臘化的”理解為“資本主義的”。(注：見羅斯托夫采夫：《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17、25頁。)因此人們認為羅斯托夫采夫的這種概念性框架導致了歷史研究中的“混亂和貧乏”。(注：M.I.Finley,Economy and Society in Ancient Greece,London 1982,p.125.儘管芬利佩服羅斯 托夫采夫的學問，但從芬利對羅斯托夫采夫的經常性批判態度表明芬利認為羅斯托夫采 夫所採用的方法論是極其危險的，即使這種方法已經“過時了”。)但是他對希臘化時 代研究的偉大貢獻是不能否定的。他是這一研究領域的大師，這不僅明顯地表現在他的 注釋占了整整第3卷，也表現在他對圖版的闡釋上，對他來說這並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 ，而是對他的證據的有力說明。
有關這一時期經濟問題看法最驚人的變化莫過於過去那種認為這些希臘化王朝由龐大、高效的官僚機構運行的合理的計劃經濟的看法，幾乎徹底地從學術文獻參考中消失了。美國學者善迪(B.Sandy)的著作《托勒密二世稅收法律》破壞了那種希臘化王朝計劃經濟的傳統觀點。同時，對這一時期官僚機構的詳盡研究也揭示了這一時期缺乏一些任何真正官僚機構的主要特徵。代替19世紀晚期、20世紀早期前驅研究者們所想像的運轉效率很高的官僚機器，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把希臘化政府看作是工具，這種工具的首要目的是他們從所統治的臣民手中最大量地榨取稅收。最近所發現的大量文獻，如有關禁止政府官員為個人的利益剝削國王臣民的王家法令，都同樣證明了希臘化王朝實際操作過程中所固有的體系的低效率與腐敗。結果這些重新研究希臘化王朝的新觀點比這門學科奠基者更加精緻的、更加正確的反映了所曾經存在的歷史實際情況。
關於這一時代的社會經濟生活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因為希臘化世界是廣袤無垠的，故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水準也決不是平衡的。這一工作最好從一個特別的角度來研究，如可作為殖民帝國主義一個絕好的例子，整個希臘化世界到處都是亞歷山大的希臘裔和馬其頓裔的繼承者，在政治方面他們是統治者並剝削當地的富有者，這點就像不久前的英國、法國、荷蘭以及其他一些國家在亞洲和非洲的剝削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威爾已寫了一篇非常出色的關於托勒密埃及和法屬北非比較研究的論文。(注：E.Will,The Craft of the Ancient Historian:Essays in Honor of Chester G.Starr,Maryland 1985,pp.273-301.)
文化交流問題 從地中海世界到印度邊界，希臘文化都處於壟斷地位，旅行者都可以在這一區域發現新的城市，就是在許多老城市當中也可以發現與希臘生活許多相似的制度。在任何地方希臘語都是官方語言、文化語言，以至一個人可以從希臘旅行到印度而不怕語言溝通不便。希臘知識份子和希臘化了的知識份子享有共同的尊敬，這些共同的尊敬是因他們的老師所傳授的古風時代和古典時代希臘最偉大作家的著作而來，這些老師認為這一時期是再也不能到達的完美的象徵，更不用說超越它了。
教育有助於加強希臘文化在希臘化世界的傳播和盛行。這種教育傾向于把焦點集中在那不多的幾本偉大的書上，其中特別明顯的是荷馬的《伊裏亞特》和《奧德賽》。像士兵一樣，藝術家和作家也越來越傾向於職業化，會背井離鄉到很遠的地方去尋求資助和傭金，讓遠處的人們分享他們的藝術享受，因此這就呈現出一種令人難忘的希臘化世界文化生活的表面統一性。新城市在制度上以同樣的方法模仿那些希臘古老城邦的制度，這有助於把希臘文化氣氛輸入到東方世界的社會和政治生活中去。對於當地人來說，希臘文化是一種相當珍貴的身份象徵，是一種屬於特權階級的證明，正因為如此希臘人和非希臘人都急切地追求希臘文化。
然而希臘化世界的文化生活僅僅是表面的統一。新近研究已表明愛琴地區的希臘文化和亞非等地的新王朝的希臘文化是存在巨大差異的。有許多因素造成了這種差異，但最重要的是這兩個地區的歷史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希臘文化在歐洲和愛琴盆地城市是種家鄉文化。在這些城市之中，作家、藝術家可以很隨便地從這個地區幾個世紀以來歷史發展中所出現的整個寶庫中任意擷取他們所需要的主題和主旨。而在亞洲的作家、藝術家則不能分享這種傳統。那些在近東的希臘人極其頑固地保持他們的祖傳文化而忽略當地民族的文化，因此“希臘化世界在許多方面都表現出了殖民社會的特徵”。(注：Murray在Journal of Roman Studies(67[1977],p.178)上評論A.Momigliano所著Alien Wisdom: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Cambridge 1975)是一項極有價值的研究。)這就是說，是希臘文化的一種簡單的、不完善的版本。(注：有關希臘化時代埃及文化最詳細的論述是Fraser的Ptolemaic Alexandria(第1卷)，第305-794頁。)因此亞歷山大那種想把希臘文化與已有數千年傳統且已成定式的東方文化進行混合的想法簡直是異想天開，儘管這種現象時常潛伏在現代關於希臘東方化研究的表層之下。
就像近代的香港或者是孟買一樣，即使在亞歷山大裏亞和安條克的居民大多數是當地人，但正式的政府形式和官方崇拜都是希臘式的。入侵者們急切地想保持他們的傳統，尤其是通過體操房來教育年輕人，這種運動不但在城市裏很盛行而且在埃及的鄉村裏也很盛行。在耶路撒冷發生紛爭的一個原因就是在那裏建立了體操房--這種紛爭造成了馬加比起義——猶太上層年輕人的趨勢是採納希臘的服飾和風俗；縱觀整個希臘化世界，希臘文化是如此魅力無窮以致希伯來人時常向希臘人屈服，在猶太人會堂(gynagogue一詞本身就是希臘語)裏，異教的藝術品樣式被廣泛地模仿著。(注：E.L.Sukenik,Ancient Synagogues in Palestine and Greece(London 1934).A.Momigliano的Alien Wisdom:The Limits of Hellenization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獻資料；也可參閱V.Tcherikover,He^enistic Civilization and the Jews(New York 1970);M.Hengel,Judaism and Hellenism,2ed.,London 1974.)
不論是猶太人還是其他的民族並不總是徹底地接受希臘文化。尤其是從基督以後的第2世紀起，猶太宗教領袖開始對他們的律法書(Torah)進行闡釋，這導致了猶太塔木德傳統的形成，是有意對希臘影響的反動。儘管公開的叛亂是不常見的，但埃及人以及其他民族能夠有意地破壞這種“殖民”制度，且在他們的內心深處隱藏著推翻其統治者的仇恨。
城邦與城市問題 如果說在早期希臘化時代城邦和城邦文化就消亡了，這不符合實際。然而城邦確實發生變化了。早在西元前4世紀，由於社會和經濟變革的壓力，那種普通市民在城邦政府中扮演決定性作用的穩定性信仰已經開始衰落了。不斷增加的是那些專家，例如雅典金融專家Euboulus和Lycurgus，職業軍人和他們的惟利是圖的長官——例如雅典人Iphicrates和Memnon of Rhodes——這類人傾向於取代古典城邦時期的業餘官職、將軍和市民稅吏。西元前3世紀和以後的這種新政治結構傾向越來越明顯了。在混亂的希臘化世界裏，城邦必須想盡辦法維持其不穩定的獨立，當面對許多王國不斷努力征服另外一些國家或在外交、軍事鬥爭中利用這些國家作為砝碼時更是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民主政府變得越來越渺小，最後只是虛偽的外表，在這個外表之後是貴族寡頭的統治，時常是默許的或公開的一個接一個的強權政府的支持。
城邦的政治生活越來越窮途末路了，越來越粗糙不堪了，但是總還存在。來自希臘愛琴地區各地的銘刻證明這時的城邦活力和能動性，也證明了個人的愛國主義，這些個人仍舊願意為城邦的利益和由公民大會頒發的嘉獎令冒險，甚至獻出生命。城邦仍然是希臘生活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並一直延續到古代世界最危機的時候，這種自治政府的最後殘餘才消失。(注：有關希臘化時代城邦持久生命力的經典敍述是A.W.Gomme,The End of the City-State,刊Essays in Greek History and Literature,Oxford:Basil Blackwell 1937,pp.204-48.)
埃及與近東與上述的情況是不同的。西元前4世紀晚期和3世紀早期希臘人向東移民並定居于亞歷山大裏亞、安條克以及其他一些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所建立的新城市裏，特別是塞琉古王朝所建立的新城市裏，希臘人建立這些城市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統治他們的新王國。特別是亞歷山大裏亞和安條克的規模很大、人口眾多、建築輝煌還有些為古老希臘所不知愉快之事物。儘管有關亞歷山大裏亞和安條克的古跡幾乎蕩然無存，但從Ai Khanum可以窺探出當時希臘化城市的輝煌與繁榮的大概，Ai Khanum是位於阿姆河流域的一座名叫亞歷山大裏亞的城市，法國考古學家在這裏發現了有寬敞街道、不朽廟宇、大體育館、大劇院和美麗建築的大城市。因此當一位簡明希臘導遊手冊的作者Heracleides Creticus感到有必要警告那些來自東方旅遊者咋看雅典和其他希臘本土著名的城市時候不要失望，這些城市只是些過失的街道和破落的房屋，這一點也不奇怪。(注：Truesdell S.Brown,Ancient Greece,New York:Free Press 1965,pp.245-254.)
儘管這些城市很輝煌，但亞洲的這些新城市只是非希臘世界中希臘文化的島嶼。早期研究希臘化時代的歷史學家把希臘化時代的城市看作是“熔爐”，在這座熔爐裏希臘文化和非希臘文化、希臘人和非希臘人相遇了，融合產生一種新的國際文明。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一些學者對希臘化時代社會關係提供了一種更加尖銳的解釋，這種解釋與西元前4世紀雅典演說家伊索克拉底的征服亞洲之夢是驚人地相似，伊索克拉底夢想使亞洲的土著像斯巴達的奴隸一樣努力工作來支持新希臘者和他們的馬其頓主人。對於這些學者來說，希臘化世界是一種社會地位由種族來決定的社會——種族的從屬關係是以馬其頓人和希臘人來計算的。有一點不能確定是，亞歷山大是否有一種混合馬其頓人、希臘人和非希臘人來產生一種混合精英去統治他的帝國。(注：至於亞歷山大大帝是否有建立世界文化帝國的雄心壯志的問題，可參閱K.Sowards所編Makers of the Wester n Tradition(New York 1983)一書，書中載有塔恩和R.D.Milns兩人有關這方面的爭論 文章。)但事實卻是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希臘人和馬其頓人——其人口的總數少 於總人口的10%——這些人屬於統治精英。
假如城市為國王所剝削，作為回報，國王也必須支持當地的上層階級，且總是更加慷慨地授予他們各種頭銜和榮譽。威爾斯(Welles)已批評了那些過分美化塞琉古對其轄下城市政策的觀點，事實上，國王們“不是用甜言蜜語來使他們順從，就是揮舞大棒使其屈從”。(注：Ehrenberg,Greek State,pp.191-194.)檢視了那些紛繁複雜和自相矛盾的材料以後，埃倫伯格(Ehrenberg)總結到：“總的來說，城邦和君主們的互利關係可以有悖任何法律，或者說實際可以不顧以往的任何合理性；他們的關係完全基於他們之間力量的真正對比上。”
希臘化世界衰落的原因 關於20世紀歐洲霸主地位衰落的原因人們已進行了激烈的辯論，在辯論中持反對美國立場的人已用比較的方法來說明希臘化世界與歐洲大陸的衰落都是由於外部世界干涉的結果，希臘化世界就是由於野蠻而未開化的羅馬人干涉而衰落的。這種觀點已為眾多的從事古代歷史研究的學者們所贊同。顯然羅馬的威脅逐漸使希臘化的國家失去了獨立；就像阿塔魯斯二世(AttalusⅡ)所說，“發動一場事業而沒有羅馬人的參與”，(注：Welles,Royal Correspondence，第61封。)那註定是十分危險的。然而大多數學者認為希臘化世界衰落的根本原因在其內部，在於其臣民持續增加的對支持君主國的不滿。
三、國內研究希臘化時代概況
在我國，有關希臘化時代的研究可分為兩個階段。即20世紀90年代以前可看作第一個階段，90年代以後是第二個階段。
我國的古希臘史研究本來起步就很晚，加上上述研究希臘化時代的諸多困難因素，使得人們的眼光大多集中在前亞歷山大時期。如有一本在國內影響比較大的教科書，在敍述古希臘史時只在結尾用一句話概括了晚期希臘的歷史：“以後雅典的歷史充滿著馬其頓人和雅典人統治反統治的鬥爭，雅典內部寡頭派、民主派以及親馬其頓派、反馬其頓派的鬥爭，直到羅馬侵入和統治為止。”(注：見《世界上古史綱》(下)，人民出版社，第207頁。)該書雖然在別的章節中也簡略地提到了托勒密埃及、塞琉古王朝、帕提亞等，但於希臘化時代科學文化成就卻隻字未提。再如近年集體編寫的《世界上古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雖然也具體地談到了這一時期的科學文化成就，但卻回避“希臘化時代”這個概念。另外，和研究前亞歷山大時期的幾百篇論文相比，研究希臘化時代的文章也實在是少得可憐。到是解放前由楊煉翻譯日人原隨園所著的《希臘文化東漸史》(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更顯得材料充實、條理清楚，是在諸多方面有獨到見解的一本好書。
史學界如此，其他有關各界也莫不如此。雖然關於希臘化時代的哲學、美學、藝術和自然科學的譯著不少，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黑格爾的《哲學史講演錄》、《美學》中就有不少關於希臘化時代的內容；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塞克斯都·恩披裏可的《懸疑與寧靜——皮浪主義文集》(1989年版)；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M.克萊因的《古今數學思想》(第1冊，1979年版)等等，但只是缺少自己的東西。
總的來看，在90年代以前，我國學術界對希臘化時代的歷史尚無重要的研究著作，已有的成果一般趨向於低調否定態度。顧准的說法代表了一般學人的觀點：“當希臘人的燦爛文化被亞歷山大掌握起來成為征服工具以後，亞歷山大及其繼承者的帝國就不在文化上具有什麼創造性。……亞歷山大時代的希臘精神(其實是希臘知識和東方專制主義的混合品)……”。(注：顧准：《要確立科學與民主，必須徹底批判中國的傳統思想》，見《顧准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0頁。)這裏的“混合品”明顯含有貶義。
進入90年代以後，人們越來越注意到希臘化時代的研究。方法較為科學了，態度較為公允了，視野也更為廣闊了，出現不少高品質的論文和著作。
範明生的《晚期希臘哲學和基督教神學——東西方文化的匯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對希臘化時代的哲學做了開拓性的研究。該書系統地探討了希臘化時代希臘哲學、特別是它對基督教及其神學形成的影響。重點放在新柏拉圖學派和基督教及其神學的先驅、猶太神學家斐洛以及給基督教神學以巨大影響的普洛提諾上，並把斐洛看作是希臘哲學和猶太教相結合的典型，而把基督教神學的奠基人奥古斯丁看作是這幾股思潮的集大成者。這種以希臘化時代哲學思潮為背景來考察這一時代猶太思想、基督教思想的完整性的著作，彌補了國內學術界同類著作的不足。
章雪富的《基督教的柏拉圖主義——亞歷山大裏亞學派的邏各斯基督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討了猶太-基督教與希臘文化結合的問題。在基督教思想史上，亞歷山大裏亞學派是希臘化時代兩希文化融合的傑出代表，是早期基督教積極吸收希臘文化的典範。亞歷山大裏亞學派神學涉及很多理論層面，如自由意志論、靈魂-身體救贖論、寓意解經法等，都體現了希臘文化的特性。翁紹軍的《神性與人性——上帝觀的早期演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對這一問題多有所涉及。王曉朝從基督教的角度探討了希臘化和基督化之間的爭論。(注：王曉朝：《“希臘化”與“基督化”的世紀之爭》，刊《浙江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
黃天海的《希臘化時代的猶太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西方學術界研究的基礎上，探討古代猶太人在希臘化時代的心路歷程，深入分析了兩希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以及在這基礎上的西方文化起源。梁工、趙復興的《鳳凰的再生——希臘化時期的猶太文學研究》(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在希臘化時代文化大背景中研討猶太文學發展史跡和創作特性。確切地說，希臘化時代的猶太文學是一種兼為歷史、哲學尤其宗教文獻的綜合性文化遺產，因為那時文學尚未從其他人文科學中獨立出來，類似今天“純文學”的作品即已出現，也鳳毛麟角。作為歷史著作，它們隱含了當時猶太民族的發展史、猶太教的演變史和初期基督教的傳播史；作為哲學尤其是宗教文獻，它們記錄了猶太人及初期基督教徒的哲學、倫理、法律思想特別是宗教信仰和神學理論。由於文學與歷史、哲學、宗教盤根錯節地糾結為一，因此該書是本研究希臘化時代兩希文化交流的小型百科全書。
楊巨平的幾篇論文從不同的側面探討了希臘化時代。關於君主制，楊認為這既非馬其頓君主制的順延，也非亞歷山大大帝的首創，更非對東方君主制的模仿，而是在長期的戰爭中，把馬其頓的國王統治傳統和東方現行君主制度以及希臘城邦的外殼有機組合的產物，但希臘化時代諸王朝的君主專制程度及特點又各不相同。關於這一時期的文化交流問題，楊認為，希臘化文化既非希臘文化的單純傳播，也非東方因素起決定作用的文化，而是以希臘化文化為主體，在適應新時代的要求下與其他各種文化匯合形成的一種既多元又統一的文化。它首次揭開了歐亞非大陸間文化交流、匯合的序幕，在世界文化發展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意義。沈堅的文章中所持的觀點基本與楊巨平相同，認為希臘化文化是東西方文化與文明交流、匯合的結果。陳恒的幾篇論文對希臘化時代這一概念進行了探討，並特別強調要重視研究這一時期科學成就和諸文明之間的交往。裔昭印認為希臘化時代婦女的社會和家庭地位有了較大的提高和變化，這種變化是由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造成的，它是東西文化匯合交融、婦女經濟權力增長、城邦衰弱、古典價值觀崩潰和新的哲學思想興起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注：以筆者陋見，國內有關希臘化時代的研究文章最早是吳於廑的《希臘化時期的文化》，刊《歷史教學》1958年第2期，又刊《吳於廑學術論著自選集》，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本節所涉及的文章如下，楊巨平：《試析希臘化時期君主制的特點》，刊《山西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又見施治生、劉欣如主編：《古代王權與專制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楊巨平：《論希臘化文化的多元與統一》，刊《世界歷史》1992年第3期；楊巨平：《“希臘化”文化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文化大交流、大匯合》，刊《山西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沈堅：《關於希臘化時代的歷史考察》，刊《史學集刊》1992年第3期；陳恒：《關於希臘化時代的若干問題》，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陳恒：《略論亞歷山大裏亞時代的自然科學》，刊《歷史教學問題》1998年第2期；陳恒：《希臘化文化——東西方文明的鑿通》，刊《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98年第4期；裔昭印：《希臘化時代的婦女與東西文化交流》，刊《北方論叢》199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