郵件翻譯/再談外國人名（及地名）翻譯問題
再談外國人名（及地名）翻譯問題
幾年前我曾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的《英語姓名詞典》，寫過一篇《英語姓名詞典與外國人名翻譯問題》，發表在2002年第12期《博覽群書》雜誌上。近讀景德祥先生《從“默克爾”談起——小議德語人名的音譯》的文章（《中華讀書報·學林》2006年4月26日），覺得似乎還有必要再談談這個問題，並且連帶涉及地名翻譯，因為二者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通常都採用音譯的辦法，很少採用意譯。原因很簡單，人名和地名，即令意思很清楚，也是不宜意譯的。地名還有少數可以意譯，例如“牛津”、“好望角”，人名則幾乎無例外都應該音譯。例如英語姓“Snow”不能意譯為“雪”，只能音譯為“斯諾”；德語姓“Faβbinder”不能意譯為“箍桶匠”，只能音譯為“法斯賓德”；俄語姓“Молотов”不能意譯為“錘子”，只能音譯為“莫洛托夫”——儘管原名斯克裏亞賓（Скриабин）的那位革命者當初取這個假名就來自俄語“молот”（錘子）。
語音有差別，音譯難準確
景德祥先生認為現在一些德語人名音譯不恰當，舉了許多例子，但是他所建議的一些譯法也未必就恰當。例如他說“Nietzsche”譯為“尼采”不準確，準確的音譯應該是“尼切”、“尼策”或“尼秋”。然而讀者很容易發現切、策、秋這三個漢字讀音相差何其大也，可以用它們中的一個來譯“-tzsche”，不正說明譯得都不準確嗎？德漢兩種語言語音不盡相同，這是音譯很難都準確的根本原因。例如，德語變母音ü與漢語韻母“ü”類似，但覿和觟在漢語裏都沒有相同或相近的音，這樣有覿和觟的德語人名（像景先生舉到的例子Vller）要音譯成漢語就不可能準確。德語又多有輔音連綴的現象，像上面所說“Nietzsche”裏的“-tzsche”便是典型例子。古漢語曾經有過類似情況，例如“筆”字現在的聲母是“b”，古代曾經是雙聲母“bl”。雙聲母在漢語裏早已消失，遇到德語（以及其他語言）的輔音連綴就不大好譯。輔音連綴“Sch”在“Schüssel”裏與“ü”相拼還不難翻譯，在“Schmidt”和“Schr觟der”裏它都不與母音相拼，翻譯起來就不容易了。把不與母音相拼的“Sch”譯作“施”，大概是一種約定俗成的譯法，“Schleicher”、“Schlendorf”、“Schneider”、“Schwarz”都是這樣。實際上德語“Sch”發音與漢語“施”、“許”都不大一樣，譯成哪一個都很難算得上準確。兩位當總理期間為中國人民熟悉的德國人施密特和施羅德，還有以演“茜茜公主”為我們喜歡的奧地利電影明星羅米·施奈德（Romy Schneider），都姓“施”，如果讓他們改姓“許”，許多中國人恐怕會感到陌生。
德語如此，其他許多語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各種語言的語音有一些是相同或者相近的，音譯起來不困難，但遇到那些差別大、或者一種語言裏有而另一種語言裏無的語音，就不好辦了。法語發鼻化音的字母組合“gn”（例如二戰著名戰場、比利時法語區的Bastogne），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俄語都有而又不太一樣的顫音，都是漢語沒有的，音譯起來都不可能準確。對於漢語，還存在一個有其音而無其字的問題。例如，法語姓“Dubois”裏的輔音“d”與中文拼音聲母“d”類似，“u”則接近中文拼音韻母“ü”（與德語變母音“ü”類似而不同於母音“u”），按說應該容易翻譯了吧，然而漢語沒有讀“dü”的字，只好用讀“du”的字代替。那樣的字倒很多（都、讀、堵、杜等），於是音譯為“杜布瓦”。德國地名“Düsseldorf”譯作“杜塞爾多夫”，也是同樣原因。音譯欠準確，非不為也，實不能也。
約定俗成的譯名不準確的不在少數，可以小調，不宜大動
我在《英語姓名詞典與外國人名翻譯問題》一文中曾經建議，凡已有約定俗成譯法的應該一律從“俗”，即令原來的譯法不大合適，也不要輕易更改。人們熟悉的許多約定俗成的譯名，實際上都存在與景先生所說阿登納、俾斯麥、毛奇那樣音譯不準確的問題，譯自英語的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和杜魯門（Harry S.Truman），譯自法語的戴高樂（Charlesde Gaulle）和大小兩“仲馬”（Alexander Dumaspère和Alexander Dumasfils）都是這樣。二戰蘇聯名將朱可夫（Г.К.Жуков）的名字大家都不陌生，但俄羅斯詩人В.А.Жуковский（1783-1852）卻約定俗成地譯作“茹可夫斯基”。應該說“Жу”音譯為“茹”比“朱”準確，但如果把朱可夫改成“茹可夫”，恐怕許多對那場戰爭的歷史很熟悉的人也會問：“他是誰？”民族名、地名、國名音譯不准的例子就更多了，“俄羅斯”或“俄國”俄文是“Россия”，英文是“Russia”，何“俄”之有？德語“germanisch”譯作“日爾曼的”，“deutsche”譯作“德意志的”，準確嗎？就連景先生提到但並未表示異議的歌德，德語“Goethe”當中的輔音“t”是類似中文拼音聲母“t”還是“d”？“Goe”音譯成漢語是難以準確的，因為漢語沒有與“oe”相同或相似的韻母，但“the”音譯成漢語完全可以更準確一點，改不改？類似的還有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丹麥、巴西等許多人們熟悉的名字。
約定俗成的譯名很多都是不準確或者欠準確的，其原因有的可以說清楚，有的就不大容易說清楚。景先生說到“方言的影響”、“語種的穿幫”以及“生硬的更改”，其中“語種的穿幫”恐怕是一個重要原因。德國南部那個叫“巴伐利亞”的州，顯然就不是從德語“Bayern”而是從英語“Bavaria”譯過來的，其首府慕尼克顯然也不是譯自德語“München”而是譯自英語“Munich”。不過後者標注的讀音是[mju:nik]，那裏面的[k]是怎麼變“黑”的？恐怕也很難說清楚。上面提到“germanisch”譯作“日爾曼的”，大概與法語有關，因為只有在法語“germanique”（日爾曼的；日爾曼人，日爾曼語）、“germaniser”（日爾曼化）裏“ge”的發音［廾蘚］才與漢語“日”相近。
現在突出的問題是許多已經有約定俗成譯法的人名，一些人偏要另譯，不明白是出於無知，還是存心讓人看不懂。例如謝天振先生曾經在2002年9月27日《文匯讀書週報》上批評一本評述伽達默爾哲學的書，指出作者把英國著名詩人蒲伯（AlexanderPope,1688-1744）譯為“坡”，這就與美國著名詩人愛倫·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相混。我也曾指出《中外期刊文萃》1997年第18期《希特勒的遺囑》一文把納粹德國著名人物戈林（Hermann Gring）譯為“格賓”，戈培爾（Joseph Goebbels）譯為“格貝爾斯”，裏賓特洛甫（Gertrudvon Ribbentrop）譯為“裏本特羅普”。最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一些教科書也出現這種問題，例如我手頭有一本注明“衛生部規劃教材”的《醫學微生物學》，人民衛生出版社1999年6月第4版第21次印刷，就把微生物學奠基人之一、1905年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譯為“郭霍”。1982年中國為他發現結核桿菌100周年專門發行過紀念郵票，這本高校教材的編寫者都是微生物學的專家，對那個德國人應該是很熟悉的。
如果約定俗成的譯名只有少數不準確，我們大可更改過來，不再念白字、錯字。問題是那樣的譯名太多了，而且不少名字很難甚至不可能改得準確，怎麼辦？“Dumas”譯成“仲馬”確實不準確，改成“杜馬”好一點，但仍然算不得準確。獲得192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德國作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雖然有名，但中國人知道他、尤其是讀過他作品的就不很多，把“曼”改成“芒”也許影響不大（其實仍欠準確），但《基度山伯爵》、《三個火槍手》、《鐵面人》作者大仲馬，《茶花女》作者小仲馬，在中國知名度都非常高，如果改成大小“杜馬”，情況會怎樣？給毛奇更改譯名問題也許不大，如果讓邱吉爾、戴高樂、德意志、俄羅斯、法蘭西、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蘇格蘭都“正名”，情況又會怎樣？
我認為，約定俗成的譯名即使不能一律從“俗”，也只能小調，不宜大動；大動會引起混亂，而且是大範圍的混亂。做點影響面有限的調整是可以的，例如考古界通常把發掘特洛伊遺址聞名的德國人“HeinrichSchlieman”譯為“謝裏曼”，那就不妨仿照施密特、施羅德、施奈德的辦法譯作“施裏曼”。
“一名一譯”與“一名多譯”
同樣的名字翻譯應該相同，亦即“一名一譯”，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在約定俗成的譯名裏也不乏例外。例如，美國第五位總統（1817-1825年在位）叫“James Monroe”，漢語翻譯為“門羅”，他以提出“Monroe Doctrine”（漢譯“門羅主義”）而聞名。百年之後美國出了一個在西方非常著名的性感明星，原名“Norma Jean Mortenson”，但藝名卻選了與門羅總統一樣的姓，這樣全名就成了“Marilyn Monroe”，漢語翻譯為“瑪麗蓮·夢露”。“門羅”和“夢露”都譯自“Monroe”，是典型的一名二譯，但要把二者統一起來，就有點麻煩。要是把性感明星改成“門羅”，恐怕太嚴肅了一點，不夠“性感”；讓總統改叫“夢露”，則恐失之輕佻，延伸下去“夢露主義”會讓人怎麼想？
看來音譯“Monroe”比較好的辦法還是保留現已存在的“一名二譯”，因為名字不只是符號，還負載了一定的“文化資訊”。“一名二譯”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Charles”，目前的英國王儲就叫這個名字，我們譯為“查理斯”。其實這個名字漢語最初多半譯作“查理”，早期取了洋名字的買辦便有不少張查理、陳查理、宋查理。後來雖然通行“查理斯”，但作為國王的名字仍然譯作“查理”。查理斯王子日後如果繼位為王，排下來正好在1660年復辟的“CharlesII”（查理二世）之後，當為“CharlesIII”，這樣就產生一個問題，屆時我們是譯成“查理三世”呢？還是譯為“查理斯三世”？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語言裏許多人名有著共同的來源，例如來源於基督教《聖經》人物，但一些名字宗教界的譯法與世俗的譯法就不一樣。“Michael”便是一例，它本是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天使長”（archangel），《聖經》中文本譯作“米迦勒”，還專門有個紀念他的節日（9月29日），叫做“Michaelmas”（米迦勒節）。但作為普通人名字卻譯成“邁克爾”，例如美國著名籃球明星喬丹就叫“Michael Jordan”。這位“天使長”還被看作德國的護佑聖徒，所以德國男子叫這個名字的也很多，與喬丹同齡的聯邦德國著名游泳運動員格羅斯全名就是“Michael Gross”。德語拼寫與英語相同但讀音不同，通常音譯為“蜜雪兒”或“米切爾”。西班牙語則拼寫也略有區別，作“Miguel”，音譯為“米格爾”。俄羅斯人叫這個名字的也不少，俄文作“Михаил”，音譯“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王朝第一位沙皇（1613–1645年在位）就叫這個名字（МихаилI，米哈伊爾一世）。
除一些名字宗教界譯法與世俗譯法不大一樣以外，不同宗教同一名字的譯法常常也小有差異。例如猶太人通常把自己的祖先追溯到“Abraham”（亞伯拉罕，基督教稱呼與此相同），但這同一個老族長伊斯蘭教卻稱“Ibrahim”（易蔔拉欣）。他與女奴夏甲（Hagar）所生的兒子《聖經》稱為“Ishmael”（以賽瑪利），伊斯蘭教卻稱為“Ismail”（伊斯梅爾）。
名從主籍
羅曼諾夫王朝第一位沙皇的英語譯名是“Michael I”，顯然我們不應該根據它譯作“邁克爾一世”，而只能根據俄語譯作“米哈伊爾一世”。也就是說，應該從姓名主人的母語譯出，遵從“名從主籍”的原則。應該按“名從主籍”原則翻譯的名字很多，上面說到的“Charles”就是一個。戴高樂也叫那個名字，然而他是法國人，就不能譯作“查理斯”或“查理”，應該譯作“夏爾”。因為法語“ch”的讀音不同於英語“ch”而類似於英語“sh”，詞尾的“s”不發音。英語、法語寫法相同而讀音不同的“Charles”都來自日爾曼語，原意“大丈夫”。現代德語作“Carl”（如Carl Zeiss）或“Karl”(如KarlMarx)，漢語音譯為“卡爾”。到西班牙語它又變成“Carlos”，音譯“卡洛斯”。西班牙國王多有叫這個名字的，1516年西班牙統一後的第一位國王英語稱“Charles I”，其實就應該叫“Carlos I”，“（西班牙的）卡洛斯一世”。1519年他又被選為德意志第一帝國皇帝，英語稱“Charles V”，其實應該叫“Karl V”，“（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的）卡爾五世”。
與“Charles”類似，有著共同來源、但在歐洲不同語言裏有不同形式的名字還很多，而且其中不少是常用名。在翻譯的時候，都不宜一律按英語翻譯，而應該從姓名主人的母語譯出。
大眾傳媒與人名翻譯
為了不造成人名翻譯上的混亂，大眾傳媒負有重要責任。在這方面，我們的許多大報、大刊是做得很好的。總的說來CCTV-1和新聞頻道做得很好，別的頻道就不都那麼令人滿意了。舉個例子，德國上屆政府（施羅德政府）的外交部長姓“Fischer”，他在CCTV-1和新聞頻道上經常露面，譯為“菲舍爾”，但同是這個姓的一位德國跳水運動員，CCTV-5一位著名主持人卻總譯為“菲斯切爾”。體育頻道涉及的人名比較多，一些不常見的名字譯得不當也許難免，但“Fischer”是個來源於職業（漁夫）、與英語“fisher”相當的常見姓，自創譯法就顯得可笑了。
景德祥先生的文章告訴我們，外國人名新聞出版部門規定得有“標準譯法”。我認為，不管規定得准不准，按標準統一都比無標準混亂要好。即使是尚未制訂標準譯法的不大常見的名字，同一報刊或者電視臺至少也應做到譯名統一，不鬧在一個頻道（一個版面）叫“菲舍爾”而在另一個頻道（另一個版面）叫“菲斯切爾”的笑話。當然有關部門應該把“標準譯法”制訂得儘量準確一點，新華社、中央電視臺都人才濟濟，會各種語言的記者、編輯都有，做到這一點大概不算苛求吧？